巴蜀文化特色礼品蜀绣
发布日期：2010-11-01 10:11:53 访问次数：2209
一首唱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爱心的四川民歌，有句“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互生恋情，违背父母之命，私送信物，故要瞒着。荷包随身佩带，除装钱物又作装饰，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欧阳修的“紫荷垂橐”即言此物。因以彩色丝线刺绣，故必出自闺阁，送心上人，图案绣鸳鸯或并蒂莲，喻有情人终不分离，针针线线，极尽工巧，最见女子惠心深情。
荷包未必都特别，然而刺绣确非等闲手段。先秦典籍记“观古人之象”时，把“作会”(即绘)与“绣”并提，说“画缋(绘)之事，杂五色……五采备谓之绣”(《尚书》《周礼》)。画绣皆用色， 且“绣亦须画乃刺之”，可见其不简单。汉以前刺绣主要是衣裳，王充《论衡》：“刺绣之师，能缝惟裳”。所谓“绣”，文绣(礼记）”。只有皇帝服装才以五色绣之。据说周代以“绣”“文绣”区别以葛布与丝帛为材料的绣品。《史记》载“楚庄王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 皇帝宠物穿绣图丝衣显是极尊贵；战国“齐纨鲁缟”很有名，这大概与齐郡尚刺绣、“恒女无不能”有关，丝织绣品大量制作在当时是极奢侈的，所以齐国“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衣因绣而尊，便有等级之分，古代正史上的《舆服志》详列此种差别，谓之为“典章兴矣”(《旧唐书》)。不仅如此，丝帛必须“加五采之巧，施针缕之饰”，方显珍贵，这正是“织锦刺绣，名曰卓殊”《论衡》的奇能，也是中国“女功之始也”(《礼记》)。王充论儒生之富于才学，比“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尤其商业发达生活侈靡之地刺绣更见兴盛，且名家一出，便自成流派，蜀绣即与苏绣、粤绣、湘绣并为中国四大名绣。
今见蜀绣较早记载出于汉赋家杨雄，其《蜀都赋》云：“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另作《绣补》诗。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到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名声在外。刺绣基础在民间，但作为工艺，在当时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并受朝廷官府控制。汉代少府属官的东织室西织室，就是专为皇室加工缯帛文绣高级成品而设立的。因绣品显示非凡之技，所以常视之为宝。晋常璩《华阳国》详载蜀地宝物，便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均被用来换马以应作战之需并补财政之不。
成都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发于成都)，故唐宋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宋史?地理志》)，“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 成都繁华富丽，生活享乐而艺能有所工，史称成都“人多工巧，绫锦雕缕之妙，殆牟于上国”)《隋书?地理》)。 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精神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
民间凡富裕士子游女也多衣锦绣。《花间集》词多 咏五代蜀中男女情事，时有刺绣方面描写，如“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韦庄)；除穿戴又借多种绣品及图案抒发情思并点染境界，如“红烛背，绣廉垂，梦长君不知”(温庭筠)，“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欹”(顾曾)等等，尽管是词人之语，也可探知当时风俗；女红之盛，由闺阁的特定背景描写可见一斑，如“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韦庄)，“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毛文锡)，诸如此类，几乎成了香艳脂粉套语，如“绣户”不少是指大户人家雕梁画栋的屋宇，如王倨“绣户雕轩文杏梁”。上举词中每每用金钱绣鸳鸯鹧鸪，那直是富豪之女的事，如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所谓绣楼绣阁，当是大家闺秀的所在。但也看出刺绣及绣品在妇女生活中的重要。
历代文学，从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句“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南朝宋沈约诗句“领上蒲桃绣，腰中合欢绮”，直到唐李白句“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等等，概不乏见此类描写，尤其是宋词描写市井生活，但凡写闺情更是细致描摹，不胜枚举。未出阁女儿做女红是正事，往往便注入其情，当真是“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的情调。富家女既工且享有绣品，衣裙帽鞋衫，枕衾帐帏屏均作绣工，甚至用金线绣出活灵活现的奇花异草珍禽灵兽等，工其技便十分绝妙。
古蜀绣品极少传世，较早的“北宋蜀绣双冠图片”(现藏西南师范大学)，绫地，绣片高44厘米，宽30.7厘米，上绣二株鸡冠花、孤屿、水草水波纹，一雄鸡屿上昂首振翼催晓，上端钤“明昌御览”玉玺一方。明昌是金章宗皇帝年号，可能是宋朝廷赠给金国的。中国古代的山水花鸟画的成熟期在五代，其突出代表便是西蜀南唐的画家如黄筌、荆浩等，后蜀主孟昶又特创翰林画院，其创作上客观描绘自然的写实风格直延续到北宋。
这种注重实地写生，刻意追求细节工巧的艺术特点不能不影响到蜀绣。《筠清轩秘录》谓“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线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花草禽鸟之绣非如此细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题材之自然清新，比较龙凤及汉唐流行纹样更富于生活气息。后代言及绣者之工，就说“工仿宋绣”，赞扬“精刺绣”者，即言其“能灭去针线痕迹”，直称“针神”。此乃仿宋画之工，甚至有直谓“绘绣”的。
明代秦良玉锦袍也是蜀中今所见稀罕绣品。一为蓝缎并金绣蟒袍，胸背襟袖均并金刺绣蟒纹，又间彩绣万福、如意、云纹、宝相花纹等；一为黄缎并金绣花蟒凤衫，除蟒纹，胸背又绣双凤，裙脚彩绣寿山福海，空白间绣彩云。秦良玉乃一代名将，崇祯帝曾召见并赋诗表彰其征战之功，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身着蜀锦缎精绣蟒袍驰骋疆场，其俊美英武非男儿可比。服饰之用黄色在隋唐为皇帝所兴，宋元以后赤黄、丹黄、浅黄更为皇朝所专用。秦良玉因召赐“太子太保诰封一品夫人”，故可服黄缎蟒凤纹袍衫。《古董琐记》载：“石柱有秦良玉锦袍，极长大。”有作《秦良玉锦袍歌》：“……宫锦归来抚战袍，镂金错绣皆天泽……锦袍乐府蛮女唱，弓衣合绣都官篇”(见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引)。可见这件原藏石柱县秦良玉家庙的精工细做之战袍非常有名。
作为专门技艺，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设“文绣院”，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对刺绣行业的正规确立，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积极作用。如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授与“五品军功”，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
但蜀绣之形成专业比官方劝工局更早。道光年间(1830年)，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店主)、料(领)、师(工人)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这种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如生产、销售等)的利益，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那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劝工局成立，蜀绣业更加兴盛。如“三皇神会”时的刺绣主分三类：穿货(生产礼服、霞披、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采帐等)，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又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并绣制流行图案，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
蜀绣在民间广为盛行。当时成都周围郊县农村以刺绣为副业者众，有些家庭代代相传，故民间不乏刺绣高手。但劝工局对刺绣大力研究与创制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刺绣业的发展，刺绣商号及绣铺增多。市场需求刺激着蜀绣工艺的提高，随着绣技精进，蜀绣名声大噪，据说清代有不少宫廷绣来自四川，《成都通览》云：“劝工局所出之品为天下无双之品，以东洋之绣工较之，出于东洋十倍矣”。这自然有赖于蜀绣固有传统。据统计，蜀绣针法有12大娄，130余种之多，是四大名绣之最丰富者，而70余道衣锦线更是蜀绣所独具。所以当时来成都的外国人，“多购买数十年外之旧绣品为玩物，能出重价”，如“女人之裙幅，购去即作门帘；官场之，购去即作茶几上之盖面；神会之绣帐，购去即为壁上之屏幅”(《成都通览》)，当然还是以其精致的绣图为珍；实用转而为玩赏，自是其审美价值的提升。若传至今日，又不啻是一般装饰物了。
从方志所列清末“成都之绣工出品”及“劝工局之绣工出品工程”，可见蜀绣在当时已非常注重日用品的出产。这是蜀绣民间性突出的方面，生活需用，民间即不乏绣制。城乡妇女闲时多自绣鞋帽枕套头巾甚至帐帏被面等，操练极精者即成高手。如成都王松轩女史便自制彩线，以名家粉本绣之，尤工小品，市多争购。那时绣品时兴，尤今日青年之穿休闲装，所以爱家多慕世间名品。如上海露香园顾氏之绣，由明代传至清，着意宋元名画题材入，点染成文，无不精妙，世称顾绣，是典型的闺阁画绣，几成民间刺绣代表。清末成都同苏杭相同，锈铺多打“顾绣”招牌，虽属意包装，以示其绣品上，但也昭示蜀绣能吸纳顾绣技艺。据说清道光年一从苏州调任四川的官员随带戏班中便有三个绣衣师傅，均为男子，皆顾绣技法。后招徒授技，顾绣之法遂融于蜀绣。于今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男子，其因就是当时招徒囿于世俗之礼而不能招闺中女。
今天成都的刺绣车间似又回复女儿本色，难见男性绣工。梁张率《绣赋》有云：“寻造物之巧妙，固饰化于百工……顾影自媚，窥镜自怜，极车马之光饰，尽衣裳之妊妍……”言绣之技，绣之情，绣之美，非女儿之作不能形容。如若没有女工的刺绣印象，又焉能领略“绣绷花鸟逐时新，活色生香可夺真”的闺中情景及感受“金针银脚从人看，愿度鸳鸯满世间”(清樊樊山《忆绣》诗)的儿女情怀。
当然今天的刺绣工场远不是过去小姐绣楼的情调，也非“慵线懒针”，仅随兴致而为的闺中闲雅之事。
作为一门古老工艺，蜀绣以其独特的技法(如双面绣、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的三异绣)与富于浓郁地方特色的图案(如芙蓉鲤鱼、竹林马鸡、山水熊猫花鸟人物等)受东西方人青睐，因是商品而能购得，因是工艺品而能蕴含并传导民间文化，这又是蜀绣及其爱家的幸事。一副绣品几十天甚至数月的刺绣工夫可以计量，但绣工为此投入的心血及感情是没法计算的，精美绝伦的绣品并不属于绣工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