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的起源与发展

　　蜀绣艺术生长四川盆地的川西平原。四川西古称“蜀”，故川西的手工刺绣被称之为“蜀绣”，沿袭至今，成为古巴蜀和今天四川省刺绣的统称。
　　蜀绣的兴起，与蚕丝织品的出现密切相关，“蜀”是一种野蚕，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蜀，葵中蚕。清代汉学家段玉裁在他的《宁县志》中说：“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可见，“蜀”，就是蚕。古代的川西，由于种桑养蚕发达，才被人称为“蜀国”或“蚕丛国”。有了发达的桑蚕业，织造业应运而生。《华阳国志，巳志》记载：“禹会诸候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史记》中记载有春秋时代初期，蜀国和秦国通商的记载，蜀人用麻织成的蜀布，用蚕丝织成帛等运销到秦国的都城雍。蚕桑织品的出现，为刺绣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随着丝织品的出现，民间刺绣日益兴起。春秋时期，蜀人已将刺绣用于服饰，发展到秦汉时期已具有一定的技艺。西汉文学家杨雄曾在《蜀都赋》中，高度赞扬蜀地刺绣的精湛技艺；“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锦绣”之说源于此，由此可见，当时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精彩场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蜀地有绣的文献。从这一记载里，我们不难看出，蜀绣在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很高的技艺了。
　　以后中国的各个时期，都有关于蜀绣的历史记载，蜀绣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由分散于民间的闺阁女红发展到专业刺绣人员和小型刺绣作坊，并为刺绣行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清道光年间（公元1830年前后），为适应刺绣业的发展，成都地区成立了刺绣的领导机构——“三皇神会”，这个社会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组成，制定了奉祀条规，维护行业利益，调解行业内部纠纷，绣工则逐步形成三个刺绣业别：一、穿货，以生产狭披，挽袖为主；二、行头，以专制剧培育、神袍为主；三、灯彩，专做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穿货业发展较快，品种逐渐增多，产量增大，技艺不断提高，出现了平金、打子、拉丝、平绣等技术。1903年（光绪29年），在四川劝业道台沈荣坤，周孝怀的先后主持下，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总局内有刺绣人员60余人。绣工们一起研究刺绣技艺和图案设计，创造新针法，增强蜀绣的表现力，劝工局生产的绣品细微精美，风格突出，大量作为贡品，供皇室享用，在劝工局的影响下，民间三槐树街王松轩女士自制彩线，采用名人画稿，绣工精巧，很受欢迎。她的绣品虽高于官价，但被人争相购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破除了旧的服饰制度。因此，刺绣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动，刺绣人员不得不转向改做民间大众化的日用品，如被面、枕套、罩檐、门帘、彩帐、寿裙、寿衣等。兼营欣赏品的店铺也有十余家，主要产品有佛像、鹦鹉，郑板桥的竹石以及人物等。在色彩上有了很大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红大绿的色彩。当时蜀绣产品覆盖面较大，不仅占领了省内市场，而且还大量销向省外，刺绣人员也相应增多，仅成都就开设店铺60余家，专业刺绣人员一千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江苏、湖南等省相继沦陷以后，成都成了西南大后方，绣品主要靠成都供应，因而蜀绣产品供不应求。这个时期不仅专业刺绣人员增多，而且咱西平原的农村发展起数以万计的副业乡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陷入内战，通货膨胀，被面需求量突然增大，资方为牟取暴利，偷工减料，粗造滥造，并采取压低工资等手段来增强市场，增大产量，因此在川西农村迅速发展廉价绣工，人数多达两、三万人。农村低廉绣工的涌现，危及了专业人员的生计，迫使大量绣工改行。到解放前夕，成都仅有经营承包店主一百人左右，专业绣工90余人。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蜀绣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1年成立了公私合营刺绣厂，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中转为集体所有制三个合作社。1961年三个蜀绣合作社合并为成都市蜀绣厂。为保护、发展、发掘民族工艺，党和政府大力扶持蜀绣生产，使蜀绣艺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技艺有了较大的提高，绣制了一批优秀作品，十年浩劫，使刺绣生产全部陷于停顿。1971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蜀绣事业开始恢复，至八十年代，蜀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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